在韩寒大闹当代诗坛后，引发文坛“诗震”后，一直想写上两句，发表一下自己对当代诗的看法。惭愧的是我读当代诗实在太少，也没有认真地学过文艺理论之类的东西。虽以前勉强写过一篇《新文学走向谈》，但那只是对当代文学走向的一种泛论，涉及当代诗的东西少之又少，也不能复制出来代表自己的观点，便只好的沉默着。
今天看到李东海老师发在文学网上的《新诗的忧思》一文，不胜感佩，早在一中上学时，便常听同学说起李师育人的风采，未能亲耳聆听他的讲课，也是我高中时代的一大憾事。今天睹大作，乃知盛名之下，实在相副。洋洋洒洒数千言，便对当代诗的诸般病痛进行了深刻透彻的剖析，里面既有文学家的感性，又有文艺评论家的学术、哲学家的辩证、逻辑家的严谨、杂文家的尖刻，作者底韵之深厚一望而知。虽有个别我尚且不能赞成的观点，但也仅仅是观点的碰撞而已。下面我就谈谈我对当代诗的一些看法，与李师及诸位文友商榷。

商榷之一：杨黎那首《大声》是否是“文字垃圾”？
李师在论证“新诗缺失了思想内核和感情底蕴”，引了两首诗当例证，其中一首便是《1998年诗歌年鉴》收录杨黎的一首诗《大声》：
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地喊对面的人/不知道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听不见/我们在喊
李师对这首诗的评价是：连这样的“诗”也能载入“年鉴”，指望流传千古！我们实在为当今的诗坛悲哀。面对这种诗坛现实，读者们只有“含泪微笑”。不知发表这些诗的编辑们和吹捧这些诗的评论家们手拍胸膛，扪心自问，能否心安理得！真不知道你们的诗歌理念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诗，还是文字垃圾？！
李师对这首诗的深恶痛绝让我惊讶。我是第一次读这首诗，也对杨黎其人知之不多，但李师从反面引举的这首诗让我看到的并不是当代诗有多垃圾，相反，我却感到《大声》实在是一首好诗，无愧当代诗中的精品。
这是一首朦胧诗，表达的是一种失落的意绪。虽然文字很简单，但一咏三叹，节奏起伏，境味很深刻。像是在述说梦境，又像是表达对逝去者的哀悼，还像是在表达对先躯者的敬意。如果再理解的深刻一些，还可以说这首诗真切表达出了当代人在浮躁与喧嚣中精神的郁闷与失落，这里“他”这个意象可以理解为在物化社会人类逐渐失落的精神寄养。为什么要那么大声的喊？因为这个机器隆隆车辆滚滚的世界太吵闹了，因为我们的声音是那么苍白和空洞。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首多么“前卫”的诗，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民间诗歌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诗了。比如那首著名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若水中央”。跟这首朦胧诗的意绪、结构及节奏相较起来，《大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表达的是一种求之不得失落的情绪。所别者，无非一个是词汇文雅的古文，一个是平淡的大白话罢了。一个还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故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翻译成白话，也只是一句感叹罢了。但我们都能从中，读出某种似曾相似又莫可名状的慨叹，而这也正是好诗的魅力所在。
李师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在国内语文界也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对诗歌的鉴赏能力，我并不敢怀疑。套用莎翁的“这世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哈姆雷特”，这世上有多少个人，便有多少种看诗的眼光。对一首诗评价观点的不同，只不过是人的眼光不同罢了。李师引得另一首当代诗，“一岁断奶/二岁进托儿所/四岁上幼儿园/六岁成了文化人//穿短裤/穿汗衣/穿长裤/穿拖鞋/解手/挤牙膏/含水喷水/洗脸看镜子/抹润肤霜/梳头/换皮鞋”仅是一截，似乎描写的是被物化社会过早催熟的孩子，也可以是是对某些打肿脸充胖子幼稚浅显文化人的嘲弄。
鲁迅那句“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单看这一句，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但放在整篇文章里，放在鲁迅身上，放在那样一个生活的环境里，就有了很深刻的意义。当代一些看上去似乎很无聊、如同记流水帐的诗，如果放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还是不能轻易否定其价值的。
也看过些不伦不类的当代诗，对当代人及其诗歌印象并不好。但李师所举这两首当代诗，反而增进了我对当代诗的一些好感。


商榷之二：诗歌园地的“荒芜”，何者是内因，何者是外因？

面对现代诗园地的“荒芜”，李师说：“当然，我们可以为新诗辩护：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的浮躁心态，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等等。这些理由都是有力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在最理想的外在条件下，石头也孵化不出小鸡。新诗也是这样，我们不妨更多地从新诗自身，从诗人自身考虑，而不要简单地归咎于外在原因，这可能对新诗发展更为有利。”
在这里，我的观点恰与李师相反。如果说当今诗歌园地“荒芜”的话，我认为“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的浮躁心态，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等等”才是诗歌的内因，而“新诗自身”及“诗人自身”却是诗歌“没落”的外在因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前者是社会当今物质形态，是物质的东西；而后者“诗自身”及“诗人自身”的思想却是意识的东西。我们知道，是物质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意识。所以，“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的浮躁心态，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才是也只能作为内因，“新诗自身”“诗人自身”只能是外在原因，当代诗歌的发展最根本的还是受前者的支配。诗人的意识及创作都是受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制约的，诗人的作品也很肯定要打上其生活时代的特色和烙印。比如文革时的诗，建国之初的诗，民国时的新诗跟当代诗比起来相互差别都很大，虽然都是白话诗，但各自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这不是由诗人自身也不是诗的格式发展所能决定的。正如李师所说“一个伟大诗人的身后，总有一个割之不断、拂之不去的若隐若现的民间，诗人们的“无边心事”是“连广宇”的，是连结着无限广大的世界宇宙的，是连结着天下苍生的。”
现代人的生活忙碌浮躁而平淡，有些在沙漠上